嘉靖时期横行的倭寇70%以上来自中国 倭寇来自中国有多少

参与这些非法海上走私贸易的,包括与豪门官宦有关系的海商、从事私通接济活动的沿海居民、以武装走私方法进行海外贸易的倭寇,以及知法犯法的沿海守御官兵等,各式各样的都有。更有估计,在嘉靖时期横行的倭寇,有70%以上是来自中国,倭寇首领中有83%是中国人,而所谓倭船,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建造的船舶。

正如前文所说,即使在开禁时期,私人出海依然受到一些限制,而在实行“海禁”期间限制就更多了。但是,就像清朝后期没法制止鸦片贸易的情况一样,明朝和清朝前期对海上贸易的监控大部分都是有名无实,无法有效地执行,正如王日根教授所说:

规定不能使用双桅大船,但人们可以在海岛上修造,或干脆在国外建成再开回国内;规定不能携带武器,可是搜查的官员常常没法彻底检查;规定甚么船必须走什么路线,可船户说风向、天气并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;规定商船必须按商船挂牌,渔船必须按渔船挂牌,可有时有些船今天经商,明天就改成了捕鱼,也有相反的情况——事实确实是这样,经商和捕鱼常常都存在季节性;规定多少人乘船出洋,就要多少人准时回来,这实际上没有考虑人的生死因素和其他偶然因素;规定什么船出去,就得什么船回来,可是有的说遭风暴沉没了,有的说船陈旧改造了等,所有这些,令陆上的官员防不胜防,穷于应付而不逮。于是出现了“商民往返外洋,或人北京定制衬衫公司回而船不回,大船出而小船回及出口人多、进口人少者”的现象,有的甚至“出海昧心,故意沉失,遂致不服重整”;有的本该走东洋,却借口风使之去了西洋;还有的是钻官僚政治腐败的空子……53

参与这些非法海上走私贸易的,包括与豪门官宦有关系的海商、从事私通接济活动的沿海居民、以武装走私方法进行海外贸易的倭寇,和知法犯法的沿海守御官兵等,各式各样的都有54。更有估计,在嘉靖时期横行的倭寇,有70%以上是来自中国,倭寇首领中有83%是中国人,而所谓倭船,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建造的船舶55。

嘉靖时期的浙江巡抚朱纨试图严格执行“海禁”,并鼓励民众揭发与海寇私通的豪门势家及地方官员。势家大户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,便勾结朝廷高官弹劾朱纨,终于迫使朝廷罢免他的职位,朱纨最后仰药自杀56。他的遭受显示,当时抵制“海禁”的势力是多么强大。

正如今天我们对政府的政策常常出现“保守派”和“改革派”的不同意见,明清时也有不少“改革派”对“海禁”政策持有异议。最显着的有明朝的李贽、徐光启、许孚远、傅元初、陈子贞等,以及清代的慕天颜、靳辅、李率泰、王来任、蓝鼎元等。他们大都主张开放“海禁”,准许公开贸易,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杜绝海寇,造福平民百姓,并能够增加政府税收57。也正由于有这么多反对的声音,明清政府才屡次放宽“海禁”,并没有认真执行“海禁”。

其实当时的走私活动很多已是半公然或半合法的,而朝廷的政策也往往是充满矛盾的。比如,广州早在正德四年(1509年)就已开始准许非朝贡船只的进口贸易,后来还得到礼部的肯定,从根本上否定了“有贡舶即有互市,非入贡即不准其通商”的朝贡贸易基本原则58。

葡萄牙人则于嘉靖三十六年(1557年)得到明朝的允许,在澳门定居和通商。他们把澳门作为与日本、菲律宾和印度贸易的中转站。当时正是明朝与日本关系卑劣、倭患猖獗的时候,很多中日之间的贸易便经过葡萄牙人之手,在澳门进行59,而明代对此亦不过问。

另一个躲避明朝禁制的办法便是利用琉球的朝贡贸易。琉球在明初已成为明朝的朝贡国,日本与明代的朝贡关系中断后,很多日本人便通过琉球,继续与明朝通商。即使到了17世纪初,琉球被日本南部的萨摩藩大名控制后,明代依然假装不知,继续允许琉球入贡60。这当中的缘由就在于,明代需要从日本输入白银,作为货币之用。由此可见,日本与明代的贸易其实从未中断过,而明代的“海禁”政策在履行时是相当务实的。

我们可以从白银流入中国的程度,一睹明清对外贸易的兴旺。白银在明代的中后期已成为中国的主要货币。由于中国国内市场规模庞大,因此对白银的需求非常大。但中国国内银矿甚少,所以白银必须依赖外国进口。明清时期世界的主要产银地区是新大陆(占全球产量的85%)和日本(占余下15%的大部分)。在明朝和清初,日本是中国白银的主要来源;到了18世纪,新大陆成为中国白银的主要来源61。据估计,从16世纪中期至18世纪末的两个半世纪内,日本和新大陆生产的白银,有1/3～1/2经国际贸易渠道直接或间接流入了中国62。即使这些估计可能太高,但我们知道在明末清初以及乾隆后期,中国的银价已经和世界的银价差不多63;况且,清初官员慕天颜和靳辅均提到过当时中国社会白银充裕的情况64。这说明在这两段时期,白银的输入已接近市场饱和,同时也间接显示出,明清的对外贸易虽然是在诸多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的,却依然极其旺盛。

明清另外还有对国民侨居海外的禁制。因为有倭患和郑成功的先例,明清政府不信任长时间居留海外的中国人,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。但规定出海者在海外居留不能超过限期,却和其他规定一样难以执行,由于有很多像遇到风暴等理由,令出海者没法在限期内返国。也有明清官员明白这些规定是不合情理的,因此没有履行。万历年间的福建巡抚许孚远便曾准予过期未归的船只回国而不治罪65。到了清乾隆年间,清廷终究接受福建巡抚陈宏谋和两广总督杨锡的建议,撤消海外居留的三年期限66。

但不论有无对侨居海外的限制,自明朝以来,在东南亚和日本侨居的华人数目不断上升。早在1603年,马尼拉已有25000～30000华人,而西班牙人只有1000多名。后来,在巴达维亚(即今天的雅加达)侨居的华人比马尼拉的还要多,到1730年前后已超过10万人。到1618年,移居日本的华人则有两三万之多。当时日本的长崎港有一个“唐市”67,像今天欧美城市的唐人街一样。

对侨居海外的禁制,仿佛不包括对侨居欧洲的限制。我们知道在明清时期有不少洋人来到中国,但同期也有中国人在西欧居住。纽约大学教授卫周安在其《北京的六分仪》(TheSextantsofBeijing)一书中曾提及多名当时旅欧的华人,其中包括:在17世纪后期随耶稣会传教士到英法的沈福宗,他曾经在牛津大学工作,后来死于返国途中;经罗马到巴黎的福建人黄嘉略,他曾于巴黎皇家图书馆工作,并屡次与法国大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交谈,孟氏对中国的看法深受他的影响,黄嘉略后来在巴黎去世;天主教传教士范守义,曾奉康熙之命出使罗马教廷,回国后转告康熙很多有关欧洲风土人情的见闻;雅各布·李跟随耶稣会传教士到意大利,就读于那不勒斯的耶稣会学校,后来在1793年跟随着名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返国,并担负翻译;杨德望和高磊斯于1751～1766年在法国居住,并加入耶稣会,二人曾学习物理、历史和化学等科目,后来返回中国,还代法王路易十五带了一些礼物给乾隆皇帝68。

最后有必要指出,不信任移居海外的国民,并不是明清政府独有的心态。美国在1776年脱离英国独立后,英国对移居海外殖民地的国民的信任程度也开始下落,因此在其后的一个世纪里,英政府曾企图控制移居海外殖民地的国民的数目69,虽然英国的人口压力令这些政策很难有效地执行。